一年后，扬州。
说起来也很奇怪，章惇一跃从沂州知州的位子上顺利入京，拿回属于自己的所有政治资本。从知州变宰相，在他这里，仅仅只需要一道诏书。
得亏是苏轼对章惇认怂了。
看看原先的旧党，贬去梓州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都是大宋最为偏僻的山高水远之地，路途遥远不说，还有瘴气之毒，简直要人命的地方。还变着方的折腾人，往往还没有上任，朝廷的诏书就又下来，换地方了。之前欺负的章惇没脾气的旧党大员们，已经在路上跑了大半年了，一个都没有安顿下来。年老体衰的还死了几个。
章惇也是把旧党用在他身上的手段，一件不落的用到了曾经施展软暴力的对手身上。
朝堂上，曾经有学士官职的旧党之人，已经被清空了。
唯一还留下来的就是苏轼。
当然苏轼也没有去京城，他似乎被章惇给遗忘了，在扬州已经待了快一年，也没有人告诉他要让他挪地方的风声。
其实苏轼也被吓傻了，他倒不是害怕丢官，而是被章惇的手段给吓没底气了。别人当官，多少能有点余财。像吕大防等人，更是关中豪门，几千里的路费不会要他们的命，这笔钱拿出来，眼睛不带眨一下的轻松。但苏轼就不一样了，他的存款从来就没有超过一百贯，这是个忧伤的数字。
贬谪虽然薪俸照发，但也要到了任上才能拿。路上是没钱可以领取薪俸的，加上雇人雇船雇车马，哪样不要花钱？
苏轼发现自己的存款在最节省的状况下只够被贬谪三个月的路费，就有告罄的危险。
路上没钱的日子怎么过？
骗吃骗喝。
苏轼当年在常州就是这样，没钱了，只能写奏章告诉朝廷，路费没有了，让我筹备些好上路。当时他在常州就住了小半年。如今，那些被贬谪的官员已经在路上辗转了大半年，这得多少钱填补这个大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