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事先教给奥本海默的应对策略虽然很多，但却很难保证奥本海默可以洗脱自己的嫌疑，这并非说明余则成在应对审查这方面还不够老道，而是来自公权力的审查其本身就是一种颠覆因果律的可怕手段。
和普通的司法程序不同，来自公权力的审查从程序上而言就是先确定审查对象一定有问题这个结论，然后再找出可以支撑这个结论的证据，如果证据确凿自然最好，证据不够的话那就一直拖下去，一直拖到上级认为合适的时候为止，除非审查目标死亡，否则永远不会停止。
就这样还是最好的情况，情况要是差点，那么除了审查目标外，还会有很多的局外人会被公权力误伤，因为来自公权力的审查基本上都会有矫枉过正这个毛病，这很容易理解，毕竟公权力就好像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一样，要么不航行，一旦确定了航行目标，想转向或者靠微操去避免误伤渔船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无论是官场还是商界仰或是道上，大伙儿都有非到万不得已否则不会去借助公权力的手段来铲除异己的潜规则，因为真的到了那一步，会造成大范围甚至跨行业领域的误伤，代价太大且无法预知最终后果。
奥本海默在闭目养神那会，脑海里全是刚才那个审查员临走时脸上那丝意味深长的笑容。
奥本海默最终被审查组攻克这种可能本来就在余则成的计算之内，所以有第三策来应对，但奥本海默本人却不愿意接受这种结果，他要最后再挣扎一下，所以便使用了他的王牌，那就是求助于格罗夫斯准将，明面上称自己不想干了，实则是向格罗夫斯求救。
格罗夫斯准将自然是隶属于国防部（当时称战争部）的人，米政各成一家，在战争时期自然是全力合作，但如果是非战争时期呢？
和平时期的军队照样需要巨额的军费，而军队自己又不可能成为盈利机构，按道理说这些军费应该由政府，具体来说就是执政党负责下拨，那么，军队系统为了在和平年代给自己的人争取来更多的拨款以及相关政策倾斜，所以定然会和每届政府的执政党搞好关系，如果两者之间有间隙，军费会缩减到仅够日常维护等基本开销的水平，新式武器的订单也很难高效率的通过文官那一套审批系统。
无论军政，身居高位者，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自然也会想着为自己谋福利，这是人之常情，米国这块相当公开，要不然为什么很多总统下台后各种金融投资或者当财阀的顾问日进斗金不亦乐乎呢？
言归正传，曼哈顿计划由于投资数目十分巨大，军方当然想从中谋取合适的利益，为此自然需要和当时的执政党民主党保持亲密关系，从而方便利益交换和政策支持。而格罗夫斯准将便成了联系军方和民主党高层的纽带，他在负责曼哈顿计划前本来就是建筑部的副部长，文官出身的他在这一块干的很出色，在他的领导下，军方和民主党方面都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