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阮元便即修书去了嘉兴，请李赓芸南下，钱大昕则留在杭州办理诂经精舍的兴办事宜，浙江名士得知阮元、钱大昕、孙星衍、王昶四大海内名儒，一时齐聚诂经精舍，又广招人才讲学其间，又怎能不为之心动？一时前往浙江，主动愿意讲学者不计其数，诂经精舍尚未正式开幕，便已汇聚了段玉裁、张鉴、顾广圻、陈鸿寿、严杰等江南两浙一大批名士在内，看来距离阮元兴学之梦的实现，也只剩下时间问题了。
而李赓芸在嘉兴，也收到了阮元的来信，同时钱大昕担心李赓芸为人憨直，竟不从阮元号令，也私下修书一封送到了嘉兴，将阮元保荐他升任一事详加言明。李赓芸看了两封来信，自是惭愧难当，对阮元的猜疑之心尽去，反倒是觉得阮元有恩于己，便应当加倍还报。所以收信当日，李赓芸便收拾了行装启程南下，一到浙江抚院，便向阮元赔罪，希望阮元宽恕他上一年的截船之举。阮元本也不在意这些，又哪里会为难于他？不仅没有一句抱怨之言，反倒力赞他尽心奉公，本就应该得到提拔。随即，阮元也为李赓芸安排了上座，见他歇息已定，便问起赈灾之事来。
“既然中丞诚心相问，下官也定当将下官所知，尽数告知中丞。”李赓芸的回答非常诚恳，道：“其实下官虽在嘉兴，却也知道中丞入浙江主政半年，已经颇有作为，想来中丞对这赈灾之事，也不致一无所知。下官只说下官所见，督抚大员所难及之事，下官大抵清楚，眼下受灾最重的三个府，知府尚属清廉，不至于在他们这一级克扣赈粮。但到了知县，乃至县吏这里，私行克扣之事，便屡见不鲜了。”
“这赈粮发放，最难之处，在于上位者往往不知分发之数，只知发放了事，既然已经放粮，自己便是有功，至于百姓是否得到赈粮充饥，他们有时便不管不问，即便问了，有这许多县吏从中作梗，他们往往也不清楚。同时，需要施赈的百姓，也往往不知自己应该分发到多少粮食，有时日受一餐，便以为是朝廷尽了赈灾之责，却不知赈灾之时，受灾最重之人，每日本该日受两餐。有此‘上不知，下不知’二事，县吏便极易从中克扣赈粮，对上，便言粮食已经分发，对下，则言每日放赈止有此数，甚至有些百姓，尚未得知官府放赈，便已经饿死了。另外，百姓之中，亦有发放不均之事，有时一些中产之民，明明家有余粮，尚能生存，却为了节省自家粮食，冒充贫民前来接受赈济。可另一方面，有些贫民的口粮，却也因此被夺了，进而得不到赈粮。如此说来，这官、吏、民三处，却都要详加筹备才是。”
“生甫兄，以我之见，这官、吏、民三事，官之一事最为简易，只需让各府县详查受灾百姓，之后我抚院依各地百姓数量，对每县分发赈粮定下具体数额，县官见了实数，便不会被属吏所蒙蔽。若是县官心术不正，却也不难，我抚院合藩司早已议定，遣佐杂属吏前往受灾府县，便衣行事，询问受灾百姓，若有知县不称职者，我当即严办。只是不知这次赈灾，受灾府县共需多少赈粮呢？”阮元对赈灾之事自然也有准备，所以二人一言一语，尽数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