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千五百块钱，这在当时，应该是够尹大平几个月的花销了。
“尹大平第一次到上海有没有赚到钱呢？”
“钱哪那么好赚呢？大平回来的时候，身上只剩下几百块钱，只要人能平安回来，比什么都强。”
“尹大平第二次到上海去做生意，你们也给他钱了吗？”
“我们给他，他死活不要。”
“为什么？”
“他平时给人拔牙镶牙，做点零散的苦力活，攒了将近三千多块钱。”
“你丈夫尹飞鹏的身世，你知道吗？”
“知道一点。”
“你跟我们说说好吗？”
“他一生下来就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他也经常问自己的母亲，可他母亲只字不提，在我们到新疆支边之前，婆婆应该是跟我丈夫说了――这是我猜的。因为自从我们离开崇明岛之后，尹飞鹏就再也不提父亲的事情了，有时候，在夜里面，尹飞鹏会暗自落泪。不久，我们就知道了婆婆投海的消息。他一生下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可这个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始终像影子一样一直跟着他和他的母亲。”
“你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呢？”
“我们支边前后，飞鹏的母亲被批斗、游街，最后投海，这肯定和他的父亲有关系；尹飞鹏当兵、招工和考大学都过不了政审的关，也和他父亲有关系。飞鹏的政审表上，父亲一栏是空着的，人家问他是怎么回事情，他说不出来。”
“尹飞鹏的父亲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他是被人民**处理的，说他是军统特务，是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侩子手。”
从尚秋兰的话中可知，尹家所有的苦难都源于车仁举的死，而车仁举的死又源于车仁贵的告发，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车仁贵。
现在再来看车仁贵的遇害，思路就比较清晰了。
话谈到这里，尚秋兰应该明白同志们为什么要抓捕她的儿子尹大平了，她终于找到了一次提问的机会――她一直想提这个问题：“警察同志，我儿子是不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大嫂，尹大平两次到上海去做生意，你们夫妻俩是不是很担心呢？”赵子蒙没有正面回答尚秋兰的问题。
“大平这孩子，曾经犯过一次错误，孩子他爸就担心他再出事――要不然，飞鹏也不会跑到上海去寻他。”
尹飞鹏担心的应该不是这个――事实证明，尹大平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尹飞鹏忧虑担心的应该是这个。
“我本以为自己的命很苦，和尹飞鹏结婚之后，才知道他的命比我的命要苦百倍。从新疆回来之后，我们倒是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可安稳的日子来得快，走的也快。”尚秋兰的眼圈有些湿润。